南明那个时代，非常多人物纷纷上场。除了比较正式的弘光、隆武、永历之外，还有非常多自发组织起来的、仅占据一隅之地的地方性政权，对于这些地方性抗清政权非常多清史学家都不谈及的，而其中浙东一带的鲁王监国就是其中之一。说起来鲁王监国政权的建立其实乃是满清所逼迫的，浙东是在本地当权官绅已经投降清朝（1645年，南明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结果满清强迫民众进行剃发易服。结果导致了一批有志之士激于剃头改制，揭竿而起，不顾杀身亡家的危险而展开的反清复明运动。它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是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明朝生员和中、下级官员。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如闰六月初九日，明原任九江道佥事孙嘉绩起义于余姚，杀清朝委署知县王玄如等。浙东抗清力量能快速发展，离不开已经投降满清的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业在反清志士劝说以及其本人对剃发易服的愤怒而反正有关，由于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对浙东其他府县也具有很大影响。同时总兵方国安是浙江人，潞王降清时他率部众一万多名由杭州退至钱塘江东岸，和王之仁部构成反清武装的主力。这样，浙东地区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慈溪县有沈宸荃、冯元骝起义，石浦参将张名振也带兵来会合。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这样就形成了鲁王监国政权。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是在潞王朱常E投降后，浙东士大夫迫于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而自发组织的抗清政权，带有很大的地区性特色。参与拥立鲁藩的官绅开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在拥立朱以海之后立即处于进退两难之势。在拥立时间上，唐藩略早于鲁藩，而且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为首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闽、浙的纷争使南明业已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这也说明了南明始终没有一个核心来联合广大力量进行抗清运动，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敌，轻信清廷给予“恩养”的空言；有的利用国无常主，妄图黄袍加身，那怕过上一天皇帝瘾也好。而相当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拥立定策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阋墙，勾心斗角的闹剧。南明残余势力醉生梦死，热衷于乱中窃权却是概括了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从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为眼前的名利争得不可开交。正是这种各自为政，而相互有内斗不肯退让的行为大大削弱了抗清力量，从而使得满清有了机会，这也是满清幸运的地方，如果南明能象当年南宋那样有想赵构那样懦弱的一个核心进行统一抗击，那么南明完全可以和满清形成长期对峙局面。
应该说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培育了他对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坚持了民族气节，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甚至亲临前线犒师，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还对得到南方大部分地区承认的隆武政权进行抵触和排斥，不仅如此还对隆武政权释放善意派人前来犒赏和联合抗清的举动进行拒绝。犯了政治上的大失误。
在军事上更是失误连连，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浙东的抗清事业本来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官绅士民凭借一股正气，不愿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干起来的，说明民心可用。可是，领兵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来到之后，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虽被授予督师官衔，部下只有临时召募而来的市民、农夫，称之为义兵。把差不多所有军饷钱粮都给方、王二军自行分配，而浙东各处义师断绝了粮饷来源，最后不得不解散。这极大的影响了士气。
尽管朱以海等人的鲁监国政权为了保有浙东，进而恢复失地，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了沿钱塘江布防外，方国安、王之仁等部曾渡江配合当地义师收复富阳、于潜。但是这样及排斥想结交的盟友隆武政权，自身有仅有狭小一隅之地同时还内部政治军事重大策略都失误的政权，注定不能长久。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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