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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商代继夏代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继承,而内容越来越丰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大体上离开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详细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最近张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可作参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讨论,以为周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拟就物质文化:青铜器、陶器、建筑;及组织与意念的文物:国家组织、农业、占卜、文字数项加以讨论。

中国青铜的源起,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链出土(Kwang-chih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及铜链。早商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冶铸方法为直接范铸,早期的范为一个模型作一个范,一个范作一器,无论大小均为浑铸。但小件器物,如链,可以一范铸造数件,晚期的铸造方法仍为范铸,但铸造大器及型制复杂的器物,已为多范复合拼成。花纹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纹,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铜范上。殷墟出土过一件残模,有已半刻的描纹。半浮雕的花纹则用泥条盘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纹。总之,花纹与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灌注铜液系由俗称“将军盔”的坩埚,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铜液。铸造小型器物,少数“将军盔”的容量就够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单以浇铜液言,须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个左右的将军盔,在极短的时间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饰,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时之间,即须三百多人方可进行。这样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贵族以外可以经营的。至于青铜的原料:铜、铅及锡,大致都在安阳附近可及之处均有矿藏,商代的冶铜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业,虽然远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传统,在器形上有不少继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术上有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这两种硬陶及带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岭土制造,其原始地点大约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说,也是南方多于北方。无疑的,南方对北方的陶瓷技术有其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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